万安法院网讯  电影《秋菊打官司》（1992年）由张艺谋导演，巩俐主演，讲述了一个怀孕农妇艰辛维权的故事。秋菊的老公（万庆来）与村长（王善堂）发生争执，骂连生四女的村长“断子绝孙，生了一窝母鸡”，结果被村长踢了下身。尽管秋菊和村长一开始就和解了，但秋菊获赔未果，且村长至始不认错，于是秋菊走上复议和诉讼的说法之路。

    按她最初的想法，她是因为村长不认错，即赔礼、道歉，为了找个说法，她才决定向“上面”告他。她应打要求村长赔礼、道歉和赔偿的民事官司，原因有二：

    一、按照法律规定，无论是民事诉讼还是行政诉讼，只有是被侵权人或行政相对人，即受害人或利害关系人（行政相对人）才是适格的原告。电影中，被踢伤的是秋菊丈夫，秋菊本人并不是当事人。在未取得被侵权人即其丈夫的授权下（当然导演基于剧情考虑或许是省略了），秋菊不具有主体资格，法院应不予受理，立案后亦可驳回起诉。而在派出所民警的调解中，秋菊俨然成了调解的当事人，在行政诉讼中，秋菊直接当了原告，在法律程序上有失严谨和妥当。

    二、秋菊打的不是民事官司。影片中，她确实打了场官司，将维持县公安局决定的市公安局告上了法庭，是一场行政诉讼。这是一场注定败诉的行政诉讼：但电影中涉及到的法律问题，笔者认为有待商榷，或有不对之处。

    按照我们国家的诉讼程序，秋菊应该如何打官司？

    一、秋菊应取得被侵权人即丈夫的授权。当然假如因为秋菊丈夫的受伤影响了秋菊自身的权益，比如因其丈夫下体被踢成残疾，严重影响了秋菊过正常的夫妻生活，秋菊本人也是可以直接以自己名义起诉的，但影片中没有交代是否被伤到如此的程度，在此就不予考虑。

    二、被侵权人即秋菊丈夫应进行伤情鉴定，以明确是刑事上还是民事上的法律责任。影片中秋菊老公与村长发生肢体冲突，俗称“打架”。肢体冲突，按刑法的定义，可涉嫌故意伤害，按民法的定义，构成人格权（身体权或健康权）侵权。作为被侵权人，秋菊的丈夫理应进行伤情鉴定，以区分侵权人即村长踢人行为是否涉嫌犯罪（故意伤害）。当然，一般皮肉伤等普通人能肉眼都能判断伤情确实不重的除外，而事实上，普通人而非专业人士，如一医生仅凭肉眼得出的结论亦可能有偏差。影片中，王庆来被踢伤后，去了门诊，开了药，遵医嘱还卧床休息了一段时间。伤情还是比较严重，有鉴定的必要。要不是村长“居然”认自己的理（骂人活该被踢），不认法律上的错，撒钱让秋菊“每捡一张钱就磕个头”，或许秋菊也不会走上复议和诉讼之路。而民警居然大事化小，直接调解了。结果是，秋菊不顾身怀六甲，长途累次奔波，去了县，到了市，找了公安和法院，打了一场不明不白必败的行政官司后，结果兜了个大圈，回到了起点：做鉴定。不懂法，真是 折腾人啊。

    三、在取得丈夫的授权下，秋菊也可以直接打民事官司。影片中，在民警的主持下，就踢人一事，毕竟双方还是和解了，村长负责赔偿药费200元。按法理，双方达成的和解协议即是民事合同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，在不违反法律规定的情况，对合同双方是具有法律效力的。作为履行义务方的村长不履行，作为权利方的秋菊一方，是可以诉请对合同进行确认，并要求合同履行。另外，若秋菊老公伤情经鉴定构成轻伤，村长被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况下，秋菊一方还可提起附带民事诉讼，或直接提起附带民事赔偿的刑事自诉。

    影片中，秋菊没有打成她想要打的官司，而“要说法”的结局也是她不曾想到和希望的。电影无论画面感、故事性等整体都不错，是国内电影界难得的法律题材好电影。但与很多优秀的欧美同题材电影相比，该影片与大部分国内法律电影一样，在剧情细节上或多或少存有纰漏，致严谨性不足，希望以后制作的同题材电影能尽量避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