调解在人们的固有观念中是一门“说”的艺术，提出方案、讨价还价，调解成功或失败，每一个环节都离不开“说”，但“说”与“听”作为一对孪生兄弟，它们相伴而生、对立统一。心理学认为，心理咨询最重要的就是倾听，而离婚案件中的调解工作，其本质上就是一种婚姻心理咨询。积极地倾听是调解的基石，想要达到调解成功的目标，就必须从倾听开始。

    破壳

    第一次被诉请离婚的被告，往往都会感到不知所措，同时伴随着挫折感和无助感，从而出现“什么都不理”的鸵鸟状态，反应到现实就是不愿意面对法官、不愿意提及案件、不愿意多说一个字。这种状况下的被告，身上裹着一层厚厚的外壳，如何正确处理被告的反抗情绪、破除外壳，是这类案件能否成功调解的关键所在。

    案件立案后，原告李女士几乎一天一个电话的问我：“什么时候可以开庭？什么时候可以离婚？”相反的是，我多次给身在外地的被告彭先生打电话询问他的想法，他却接的少，说的更少，经常是电话刚接通，他就不耐烦的说：“你不要给我打电话，我没有想法”，然后匆匆挂断。

得知彭先生在外打工，只有周六轮休，我选择这天晚上8点再次拨通了他的电话，我判断这时的彭先生结束了繁忙的工作、经过一天的休整后，当是一周中最放松的时刻。果然，接到电话的他没有以往的仓促和紧张，我没有第一时间问他对离婚的想法，而是问他近期的生活状况、在外地的工作是否顺利等，以降低其紧张、焦虑或恐惧的心理，促使他打开自己。在他情绪稳定后，我就开始绕着弯子问他与案件有关的问题，想不想孩子、有没有跟老婆联系…

    慢慢的，彭先生的话变得多了起来，我静静听并间插少许的提问，鼓励他充分倾述的同时帮他理清凌乱的想法乃至感受，让他在倾述的过程中逐渐意识到自己的症结所在。当我听到他说：“是我的错，我不该赌博、还输了几百万，我对不起她、对不起孩子”的时候，我知道，彭先生“破壳”了。

视频调解时，彭先生迟到的悔恨没有换来李女士十年忍让后的宽容，但经历了“破壳”的他已经在之前的释压中重新认清了自己，此刻的他已然可以坦然的在同意离婚的调解协议上签下自己的名字。案件了结后，我鼓励他戒赌戒燥、承担起自己的重任、成为一个有担当的儿子和父亲，他这样回复我：“法官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吃几年苦挣回钱来，能输几百万我就不会小看自己，为孩子、为爱，我会拼命的。”

    空杯

    与需要“破壳”的彭先生不同，大部分离婚案件的当事人会自然而然的把法官当成宣泄对象、大吐苦水，这时候打断是不明智的、任何话语都是无用的，只有倾听才是最好的说服，这源于空杯原理。

空杯原理是由实物空杯而引申的“情绪空杯”，实物空杯的意思是：欲加水入杯，必先空杯；水满则溢，水缺则进，水量守恒；而“情绪空杯”亦是如此：你想对他进行正面引导，首先要“清空”他的负面情绪，负存则正难进，负退则正前进，正负消长。

    一对70后夫妻徐先生和张女士，儿子早已成年，夫妻双方都同意离婚，但因家产众多，谁也不肯退让。首次调解的时候，徐先生在三个姐姐的加持下异常高傲、尽占上风，而张女士独身前来寡不敌众，双方对骂了半个多小时，最后差点打起来，调解失败了。很明显，徐先生和张女士对这段婚姻都有诸多不满，所以帮他们清空负能量是首要任务，“清空”后方可“加载”。于是，我多次分别找两人谈话，不需多言、只简单的问几个与案件相关的问题，剩下的都交给对方，让他们在这样的交流中充分的释放自己，此时释放的越充分，过后对他人的合理建议就可能考虑的越充分。我要做的，就是积极地倾听，适时地表达自己的理解与肯定、与对方“共情”，听双方的重合点与差异点，为更好的说服做好准备。

经过几次这样的交流后，双方“情绪”水杯内的负面情绪基本都已清空，而此时的徐先生和张女士也更加的信任我。再一次的调解，参与人只有徐先生、张女士和他们的儿子小徐，两人没有了第一次的剑拔弩张，双方都很淡定，我将两人就财产分割的差异点一一列出后，这就到了“说”大显身手的时候。最终，经过我的耐心调解，徐先生和张女士平静的达成了调解协议，一别两宽，各生欢喜。相同的是，我在案件结束后分别收到了来自徐先生和张女士的感谢，感谢我为这个案件做出的努力，双方还有一句一模一样的话：谢谢你听我说了那么多。

    情报与牵引

    除却以上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的状况外，还有一些当事人，他们诉请离婚或是因家庭琐事冲动行事、或是为挽回对方贸然行事、或是因被人怂恿茫然行事，简而言之，他们的问题不在感情，而是夫妻双方的认知冲突导致的。

    心理学上的自我认知也叫自我意识，是个体对自己存在的觉察，包括对自己的行为和心理状态的觉察、判断与评估。简单的说，自我认知决定了个体的行为，一旦自我认知受到挑战，个体就会觉得受到威胁而被动防御，对立也就此产生。要解决因认知冲突而产生的夫妻矛盾，就要溯本逐源、搞清楚双方的认知差异后，方可迎刃而解，而当事人的倾述是最直接、最快捷、最丰富的情报之源。

    这个案件的当事人就有点反常，胡女士作为原告却经常联系不到，约好了调解和开庭，到了时间她不来、电话不接、短信不回；反观被告赵先生，约调解说没空、通知开庭又说没空，结果调解、开庭那天到的却最早，真是一对别扭的夫妻。与赵先生谈话初期，因为对双方毫无了解，为避免触碰他的认知底线使谈话陷入僵局，我选择了一些开放性的问题：“结婚这么多年你有什么感受？”“你觉得你们相处的好吗？”等等，引导他更多的陈述自己的感受，发掘有效信息。对话中我发现，赵先生多次提到胡女士不打扫家里卫生、自己回家没有家的感觉，但又肯定的表达如果不是她提出自己是不会跟她离婚的，还看似自傲的说“我现在随便找一个都比她好”。随后，我采取了同样的方式与胡女士谈话，她的不满就简单多了，主要集中于“他老说随便找一个都比我好”“他看不起我”“他这样说我就更不会听他的”。

    显然，这对夫妻的认知差异就在于赵先生希望妻子对家庭的付出更多一些，但胡女士认为丈夫的沟通方式直接而死板、甚至有些伤自尊，导致自己无法接受、出现逆反心理。明确双方的认知差异后，我开展了进一步的调解工作：直接指出两人的问题所在并分别进行批评，通过这样压力输出的方式让两人最直观的面对自己的错误，并看到自己与对方的期望之间的差距，引导他们化解矛盾，拉近距离。在我说到“我看你两日子还长着呢，快回去吧”时，我第一次看到了胡女士的笑容，她略带羞涩的看着我，眼睛里亮亮的。

撤诉时，胡女士显得很高兴，赵先生还是那副故作骄傲的样子，但嘴角却是掩藏不住的上扬，催促着：“快点，别耽误人家法官的时间，我们还要去买菜接孩子。”

    常言道“清官难断家务事”，离婚案件的特殊性质导致这类案件的当事人往往敏感而尖锐，调解工作的开展难上加难。积极的倾听可以引导当事人充分倾述、疏导情绪、释放压力、发现问题，是调解工作顺利开展最稳妥、最安全、最快捷的办法。虽然，并不是每一个离婚案件的调解都能成功，也不是每一段破裂的婚姻都可以被修复，但一个陌生的法官可以成为他们最安全的倾诉对象，庄严的法庭可以成为他们最放心的解压所，帮助他们认清自己、重新上路，去追求更好、更幸福的人生。